孙甘露长篇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情节，便是从四马路菜场楼上打开的：一九三三年阴历新年前后的某日，接到开会告诉的多名地下党员连续来到菜场楼上。遽然，传来两声枪响，接着哐啷一声，有人从四楼跳下。我们刚想撤离，就被租界巡捕和刑警队便衣堵在了房门口……

  四马路菜场（又叫福州路菜场），坐落福州路浙江路口（福州路571号），由原公共租界当局建成于1930年，为当年上海最先进的菜场之一。

  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英租界内没有固定菜市场，商贩或农人将菜运入市区后，或随地摆摊，或沿街叫卖，处处都是“马路菜场”，商贩辛苦，卫生堪忧，市民叫苦连天。约1890年，有一巨商在南京路（今南京东路）五福弄，用芦席搭棚，建成了一个粗陋菜场。至此，公共租界内有了榜首个菜场。

  1897年起，公共租界工部局拟扩建菜场，先在劳合路（今六合路）沿街树立暂时菜场，后又在九江路广西路口建成新菜场。因新菜场外墙和房顶以铁皮构成，被称作“铁房子菜场”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工部局拟将“铁房子菜场”从九江路迁出。1929年，于福州路（即四马路）觅得新址，决议兴修一个大型的室内菜场。

  这一决议，引起了不小争议，华人商界特别不满。1929年4月，四马路商界联合会致函工部局市政处称：“……租界内市道最茂盛者，首推南京路及四马路。若一旦将该处市房拆建菜场，则该段之市道必然随之冷败。且查遍地菜场之设，其地址皆属市道较为萧瑟之处，未有以市道最昌盛而热烈之地段修建菜场者也。”因而，商会主张，新菜场应“尽可另择适当地址修建之”。

  关于华人商界的不满，工部局并不理睬，复函称：“查该处改建小菜场，系特别新式，二楼三楼统做菜场，楼下仍可开设商铺，关于市道及各商铺经营，并不受任何影响云。”这个复函，既唐塞又高傲。

  臂膀毕竟扭不过大腿。1930年，在一片质疑声中，四马路菜场拔地而起。菜场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大厦，结构安定、气势恢宏，一至三楼为商铺，四楼为工部局作业机关。明显，这既是一家菜场，也是一座壮丽的商办大楼。

  菜场开业后，并未按许诺只在二三楼做菜场，其底楼商铺不只卖菜，还供给海鲜水产品。每到天亮，商贩麇集菜场，群起呼喊，市道喧杂，生意兴隆。因种类丰厚，琳琅满目，菜场颇受各界欢迎，顾客近悦远来。这些顾客中，既有华人，也有洋人；既有底层市民，也有洋场阔佬；既有清闲，也有帮佣娘姨……当年有一首打油诗，这样描写到菜场买菜的阔太太：“包车拖到小菜场，奶奶架子搭松香。若问今朝买点啥？三个铜板一条腌臭鲞。”这首诗，将阔太太的摆阔与夸耀、精明与小气，刻画得酣畅淋漓。

  由于四马路菜场人潮汹涌、鱼龙混杂，地下党在此活动频频，似在情理之中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前奏，从四马路菜场摆开，确实是作者的点睛之笔。

  作为商办大楼，四马路菜场仍是工部局机关作业的场所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在菜场四楼，设有工部局乐队驻地。

  工部局乐队（今上海交响乐团前身）成立于1879年，原名上海公共乐队。1922年，改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。乐队原先常驻于南京路上的市政厅，后来市政厅被拆、四马路菜场建成，乐队就常驻于菜场楼上。

  工部局乐队常任指挥，是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梅百器（Mario Paci，1878—1946年）。他自1919年起执棒乐队，到1942年辞去职务，在乐队长达23年。乐队驻四马路菜场四楼时期，正处于“梅百器年代”。据梅百器的女儿晚年回想，“父亲在乐队的作业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。里边有他自己的斯坦威钢琴，墙上有许多艺术家和朋友的相片。每一个桌子上都有许多曲谱”。乐队首席兼副指挥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（Arrigo Foa），他于1921年到乐队任职，1942年接任乐队常任指挥，直到1952年脱离。

  据《千里江山图》描绘，以医师作业为保护的地下党员秦传安，“平常喜爱音乐，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。假如乐队在市政厅或许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，他通常会提早来看排练”。那天，他乘电梯上到菜场三楼，“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，他辨出那是《未完成交响曲》……”

  其实，舒伯特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，是工部局乐队的保存曲目。早在1923年4月，日本乐评家田边尚雄初到上海，就在市政厅听过乐队的演奏。那时，日本还没有完好的交响乐队。田边尚雄称，作为“远东榜首”的工部局乐队，木管部分很杰出，“特别是榜首首舒伯特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第二乐章，木管部分的熟练技艺使得整个乐章分外夺目，听来十分动听……”

  工部局乐队草创时，成员主要是外国人，乐手来自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德国和菲律宾等地，后来也有逃亡的俄国人参与。1927年今后，乐队有了我国人的身影，谭抒真、张贞黻、王人艺、陈又新和刘伟佐等，都先后以实习生身份参与过乐队。曾任乐队实习生的张贞黻，回想过他于1935年榜初次来到乐队时的情形：

  上午九时，携着大提琴走上了上海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小菜场的四楼，经过一条长廊，推开二重双扉的一个大厅，这便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操练室。这时大部分乐工都清闲着，有的在不着意地戏弄自己的琴，有的燃起烟卷在浅笑，有的在漫步，更有的在阅览报纸和函件……我是考入这乐队后榜初次来到这儿，所以很怯生生地去拣了一个旮旯对着他们坐下。

  1938年，谭抒真、黄贻钧、陈又新、徐伟麟等初次以正式乐工身份加盟工部局乐队。在梅百器指导下，乐队与我国近代音乐家萧友梅、黄自、马思聪、卫仲乐和吴乐懿等也有过协作。

  别的，闻名音乐家聂耳、冼星海与乐队也有过交集。1934年头，聂耳报考上海国立音专小提琴科，但未被选取。主考人便是在音专兼任小提琴科主任的富华。关于这次考试，聂耳在2月24日日记里仅写了四个字：“音专失利。”

  1935年冬，已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班结业的冼星海，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了四马路菜场楼上。起先，梅百器对他很器重，让他指挥乐队排练贝多芬的《第八交响曲》。但是，后来却没有让他参与正式表演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富华的架空有关。据冼星海回想：“其时，我与阿沙摩罗夫（即俄裔犹太音乐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——引者注）和一两位朋友同去，阿氏是交响乐作家，上海最有名的作曲家，亲眼看见我指挥《第八交响曲》，他说我指挥得好，但是Paci（梅百器）就拒绝了我，还有Foa（富华）鄙人面临队员们宣扬对立我……”终究，冼星海愤而脱离了四马路菜场。

  1942年日军占据公共租界，梅百器辞去职务，工部局乐队易名爱乐乐团。抗战成功后，改称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乐团取名为上海市公民政府交响乐团，后又改称上海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。

  这一时期，交响乐团一直驻扎四马路菜场作业、排练。菜场环境的喧嚣、干扰，曾令指挥家黄贻钧颇感头痛：“那里声响十分喧闹，路上的喇叭声、锣鼓声、喧叫声尤为杰出。一到夏天，菜场的鱼腥味更是臭气熏天……”

  1956年，在陈毅市长关心下，上海交响乐团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口作业（后迁入湖南路），总算脱离了驻扎二十多年的四马路菜场。

  《千里江山图》中，还写到过在四马路菜场楼上有一个图书馆，地下党员田非正是这家图书馆的职工。正是他，发现了三、四楼间的一个夹层，“连图书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”，可被用作地下党开会的密室。

  在四马路菜场四楼，曩昔确曾有过一家工部局图书馆。不过，那是1941年才正式迁入的。那么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菜场楼上是否也设过图书馆？我没查到史料。当然，不扫除工部局机关设有图书室和书库之类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工部局图书馆历任主任都是外国人。最终一任主任，便是上文冼星海说到的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（Aaron Avshalomov，1894—1965年）。1933年至1943年，阿氏在工部局图书馆作业。他是俄裔作曲家，也是我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，创造过不少我国体裁的音乐著作，如《北平胡同形象记》《G大调钢琴协奏曲》《琴心波光》《古刹惊梦》《杨贵妃之死》等。他的著作，前期多由梅百器指挥排练表演，两人配合默契。别的，闻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也是由阿氏配器的。

  1941年，工部局图书馆几经搬家，总算迁至四马路菜场楼上。阿氏作为工部局图书馆的最终一任主任，既对现代图书分类十分内行，又能常常在此指挥乐队排练，这让久居上海的他如虎添翼，佳作频出。其间，尤以他在1945年创造的六幕歌舞剧《孟姜女》，影响巨大。1946年，应宋庆龄约请，《孟姜女》为我国福利会募捐表演，成为其时颤动上海的大新闻。

  1942年7月，日军进攻租界。工部局图书馆被日伪当局接纳，改为榜首区公署图书馆，后又改称上海特别市市立图书馆。抗战成功后，该馆由国民政府接收，改称上海市立图书馆主馆，另在南市文庙和虹口塘沽路等处设分馆。1948年1月，市立图书馆在四马路菜场曾举行过“我国历代图书版刻博览会”，陈设古籍精品200余种，在当年藏书界颇有影响。

  不过，图书馆设在菜场楼上，既闻音乐声又听叫卖声，读书环境糟糕，天然屡遭诟病。在图书馆门口，那块写着“Silence”（安静）的英文木牌，反倒像是一个挖苦广告。有人曾感叹道：“蹙处于福州路菜场的楼上，烟尘充满，市尘喧嚣……哪能给市民安心读书呢？”

  1949年7月，市立图书馆由公民政府接收，改称上海公民图书馆。1957年，公民图书馆离别四马路菜场，迁往文明广场大楼，后并入上海图书馆。从此，四马路菜场真实姓“菜”，成为本市闻名的大型室内菜场之一。直到进入新时期，四马路菜场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  在绵长的日子里，四马路菜场既满意了上海人的物质需求，也为之推开了一扇精力之窗，功劳卓著，令人难忘。